• 乌兰呼奇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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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呼奇(Wolaanhuq),蒙古族,北京生人, 祖籍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大学文化。中国摄影家学会会员。曾任通辽(原哲里木盟)科技馆副馆长,通辽市摄影家学会副主席,通辽市政协委员

     

     

    摄影作品(一)    摄影作品(二)

  • 中国著名蒙古族地质学家李四光

        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邓小平(1993年)
    LSG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街(镇)下张家湾一个贫穷农村蒙古族私塾教师家里。李四光的祖父是蒙古族人,叫库里。李四光原名仲揆。1902年冬,进武昌城求学,来到设在水陆街守备衙门内的湖北省学务处报名,参加入学考试。由于初到大城市,一时过于紧张,李四光在填写报名单时,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了一个”十四”。当他发觉填写错了时,便把”十”字加上几笔改成了”李”字,可是”李四”当作名字也将被人笑话。正在为难时,抬头一看,中堂上挂着一块四个大字的匾:”光被四表”。他灵机一动,在”李四”后面加了一个”光”字。从此,李仲揆就成了李四光了。

       1907年7月,李四光在弘文学院毕业后,考入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攻读船用机关学科。 1913年7月,远涉重洋去英国,就读伯明翰大学采矿专业,随后转到地质系学习。1918年获得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28年,中央地质研究所成立,任所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10月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2年8月成立地质部,任中国第一任地质部部长。1971年4月29日逝世,享年82岁。

                     据陈群等编著《李四光传》

    光 辉 的 旗 帜钱学森在李四光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989年10月26日)

    ….同志们:
    ….今天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李四光同志诞生100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和地质矿产部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纪念这位为繁荣和发展祖国科学事业、地质事业,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是很有意义的。我受委托向大会作纪念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辈李四光同志的报告,感到十分荣幸。
    ….毛泽东主席对李四光同志非常敬重。周恩来同志生前曾经指出,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在科研工作中做出了卓越成就,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李四光逝世后,恩来同志又语重心长地号召大家一定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工作,发展李四光的事业。李四光在旧社会走过的道路,尽管有些曲折和坎坷,但他毕生努力的方向和最终达到的高度,以及对祖国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在当代中国科技界、知识界,的确是一面旗帜,无愧于党和人民给予的这个高度评价。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农村的一个贫寒家庭里,原名李仲揆。他勤奋好学,13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城武昌高等小学,15岁东渡日本学习造船机械。1905年,李四光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勉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1910年春李四光学毕回,任湖北高等工业学堂教员兼工场场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李四光即愤然辞去了实业司长职务。1913年去英国入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改学地质。191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20年接受蔡元培先生的聘书回国,到北京大学地质系先后任教授、系主任等职。1928年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31年接受伯明翰大学授予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4年到1936年期间,先后在伦敦、剑桥、伯明翰等八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受到了英国学术界的欢迎和赞誉。1948年赴英国出席第十八界国际地质大会,同年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四光闻讯,欣喜若狂。他克服了一系列艰难险阻,终于在1950年春天,化名回到了祖国。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李四光毕生研究地球科学,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著作。他的科学成就,大致可分两个阶段。解放前由于旧中国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侧重地质基础学科的研究;解放后,在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根据国家需要,集中精力积极开拓应用研究领域。在基础研究方面,1923年他提出了蜓鉴定方法,创立了10项标准,将蜓主要特性,用若干曲线表示出来,使之既有定性概念,也有定量概念,并可以减少文字描述的烦琐,从而提高了鉴定的标准性科学性。这10条标准,一直被国内外蜓学者所采用。李四光用这个方法,坚定了大量的化石标本,写成了他的第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北方之蜓》,获得了伯明翰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20年代初,李四光开始了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研究。他以很大的兴趣关注中国东部有关第四纪冰川作用问题,在30年代中,完成了《冰期之庐山》一书,引起国内外地学界的很大兴趣和探讨。40年代他又对贵州高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等地作了调查,发表了不少有关我国冰川的文章,为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增加了新的重要篇章。
    ….20年代中叶,有关大陆运动起源的讨论正值高潮之际,李四光发表了《地球表面迹象变迁之主因》一文,提出了”大陆车阀”自动控制地球自转速度变化作用的假说。地质学中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地质力学就从这里萌芽产生了。

      LSG&MZD1 1964年毛泽东主席与李四光先生亲切交谈LSG&ZEL1

    周恩来总理与李四光先生

         李四光建立的地质力学,是把力学理论引进到地质学的研究中,即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他认为,地球表层的各种构造现象都是地壳运动的产物。地壳在运动中存在,必然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力就是地应力。岩石在地应力作用下会形变,由于各种岩石性质不同,产生的构造形迹也不同,依照构造形迹的力学特征和组合型式,可以追索力的作用方向和方式,进而探索地壳运动的方向和起源。这是一项研究地壳运动的新方法。他把力学和地质学密切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解决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问题的新途径。
    在地质力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李四光的几篇重要著作,如20年代末的《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的意义》、30年代的《中国地质学》、40年代的《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50年代的《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符合问题》、60年代的《地质力学概论》,都是每个阶段总结性的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地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李四光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地质科学如何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造福人民的领域里。建国初,他接受了中央的委托,组建并担任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组织协调全国地质战线的力量,开展矿产资源调查。在这个基础上,1952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担任部长。在任十五六年中,李四光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成长费尽了心血,是我国地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新中国的地质队伍先后在各省、市、自治区迅速发展起来,他们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踏遍了山山水水,探明了数以百计的矿种和矿产储量,并为城市建设、矿山建设、水利建设、铁道建设和重型建设等完成了大量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工作。为了使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建立在我国自己的科学研究和人才教育的基础上,在李四光的积极推动和筹划下,在地质部先后成立了地质科学研究院及十几个专业性和区域性的研究所,完善扩建了全国性的地质博物馆、资料馆和图书馆,并对地质院系进行了调整和扩大,从而大大地加速了地质科学研究和地质人才的培养。
    ….长期以来,我国被认为是一个贫油的国家。当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对我国的石油问题十分关心,殷切希望李四光提出对策意见。李四光在仔细分析了我国地质条件后,深信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他提出应当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找油的指导思想是,先找油区、后找油田。1954年,他在石油管理总局作过《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指出了三个远景最大的可能含油区,即:青、康、滇地带,阿拉善一陕北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并提出应该首先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伊陕台地、阿宁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对象。这个报告展示了我国寻找天然油、气田的广阔远景,鼓舞了石油地质工作者的信心。1955年春,他担任了全国石油普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指导了石油找矿工作。特别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先后突破之后,他更加坚定了我国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信心,指出新华夏沉降带找油的理论是可靠的。李四光为祖国寻找石油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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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四光同志在观察岩石构造

    ….李四光深感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在能源方面光靠石油和煤是不够的,也是十分可惜的。因而积极提出在我国开发和利用地热资源,加快打开底下热能宝库。为此,他不顾身患危症,80高龄,还常去天津等地区指导地热调查工作。
    ….60年代初,广东新丰江水库发生地震,尤其是在1966年邢台发生了强震之后,身为中国科学院地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全国地质领导小组领导人的李四光极为焦虑,深感地震灾害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之严重,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用了很大的精力投入了地震的预测、预报研究工作。他认为地震是一种地质现象,大多是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引起的;因此,对构造应力场的研究、观测、分析和掌握其动向,是十分重要的。他在邢台地震之后,对河间、渤海湾和唐山等地区孕育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提出过一些预测性的意见,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可惜这项工作他没有来得及深入总结,就与世长辞了。

         李四光在矿产地质、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等方面,也开拓了广阔的新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对古生物学、地层学、岩石学、第四纪地质、地球物理以及模拟实验、地应力测量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高的造诣和出色的成就。李四光在地质科技上的成就,是十分丰硕的,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地球科学的开拓者,是地学方面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典范。
    ….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多方面的领导工作,协助郭沫若院长积极筹划和推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全局发展。他曾具体筹建了中科院地质所和南京地层古生物研究所,并曾兼任初期所长。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中科院原新生代研究室扩建为古人类脊椎动物研究所,植物所内建立了古植物研究室。他还建议成立了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前身–自然生产力委员会,以及建立自然博物馆。他还担任过中科院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和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等职。他以很大的兴趣关心中国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亲自考察了青岛海洋研究所,并乘海洋调查船”金星号”到山东海洋考察。他认为,改进数学教学工作对科学事业发展关系重大。在他逝世前一年,还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等单位指导新遍数学教材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开拓中,李四光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四光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对我国科技社团的成长十分关心。早在1922年他就同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李四光被选为第一届的副会长,嗣后他还担任了较长时期的会长、理事长。地质学会在我国民间学术团体中是成立较早的一个。40年代中,李四刚在重庆同爱国的进步的科学工作者一起团结大后方的科学工作者,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李四光任监事长。1950年8月,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李四光被选为主席。1958年,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与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联合召开代表大会,适应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两大组织合并成立了统一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李四光被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反映了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对他的信任。作为中国科协的创建人和新中国多项科技事业的组织者,李四光不仅团结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普及科学知识、提高民族素质和全面繁荣祖国科学事业竭尽了心力。他还呼吁世界科学技术界的有识之士积极参加和平运动,联合起来反对战争,赢得不少国际知名学者的积极响应。50年代中叶,他以世界科协副主席的名义,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世界科协第十六届执行局会议和协会成立10周年纪念会。会上他强调科学要服务于自己崇高的目的–为人类谋更多的福利。50年代后期,苏联科学院推举李四光为国外院士,并授予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1964年,他以中国科协主席身份,主持了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他吁请到会的学者要珍惜在共同斗争中建立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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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4月在北京住所办公室听取石油队工作汇报

    (这是李四光生前最后一张工作照片)

         李四光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第二、三、四届均当选为副主席。他参与政协的工作达20余年,积极参加了政协的各项活动,不仅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内,而且在海内外知识界、科学界和社会广大知名人士中,赢得了支持和尊重。他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学者,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社会活动家。
    ….李四光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在旧中国他长期担任北大地质系教授、系主任,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地质学家,对发展我国地质事业,提高我国地质科学水平,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评议会的平议员和理学院的庶务主任,协助蔡元培先生为北大的校务建设做出了贡献。此外,他还筹办过著名的武汉大学,一度代理过前中央大学的校长。解放后,在全国地质院系调整工作中,李四光亲自主持了北京、长春两个地质学院的建院工作,在他的关怀下,以后又扩大建立了成都地质学院以及许多中等地质技术学校,为日益开展的地质勘探工作和地质科研工作源源不断地培训输送了大量的各类技术干部,适应了地质事业大发展的需要。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这位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伟人陨落了。他的一生,经历了祖国几次大的社会变革,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他所毕生奋斗取得的业绩,在振兴中华的史册中,闪耀着不灭的光辉。从他的事迹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教益。我认为至少下列几点,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一、学习李四光伟大的的爱国主义精神。李四光的青少年时代,正式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欺侮中国的时代,中华民族处于受屈辱的地位。这在李四光的心中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到日本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献身于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事业,参加了著名的辛亥革命。为了实现富国图强要以开发祖国地下资源为前提的信念,他远赴英国攻研地质并在学成之后,拒绝了国外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到国内,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启迪青年一代的觉醒。他有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教学生做学问,也教学生怎样做人。在旧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环境恶劣,他深感”科学救国”的理想很难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步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听到了祖国人民在召唤,排除了一切困难,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到宏伟的建设事业中来,把自己花甲后的年华和半生的科学积累融合到亿万人的劳动中,为祖国的资源开发增添了夺目的光彩。这种爱国精神是极其宝贵的,也是十分感人的。
    ….二、学习李四光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品德。50年代中期,李四光就说过
    “就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说,只有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出现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向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贪得无厌的国际帝国主义面前,要迅速地富强起来,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肯定是没有其他路可走的。要走社会主义的路,除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也肯定是没有其他路线可循的。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来领导,肯定的是不行的。”从上面这一番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饱经风霜的科学家爱党爱国的激情,和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1958年,李四光在他临古稀之年终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有了归宿。入党后,他似乎突然感到年轻了,他甚至说:”像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在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他日夜赶写《地质力学概论》,向党献礼。他浑身好像蕴藏着使不完的力量。在他逝世前一年,还为党中央领导毛泽东等同志,编写了《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一书,表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竭诚爱戴。
    ….三、学习李四光严谨的、创造性的治学精神。李四光就学于西方,但没有被西方地质大师既成学说所局限。他尊重前人的工作,但更着重于自己的实践。他提倡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终了,反对人云亦云,墨守成规。李四光倾心于大自然,养成了勤于野外调查、精心观察的习惯。他眼光敏锐,观察细致,每有发现,即扩大线索,抓住不放。在方法上反对因循守旧,提倡大胆创新。强调指导思想的重要性,如他十分重视科研项目的立题设计,认为一个好的设计就是项目成功的一半。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自觉地运用辩证法,崇尚实践,尊重实际,又善于进行理论概括,是他的一生取得了开创性的丰硕成果。
    ….四、学习李四光急国家之所急,造福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李四光一直强调,发展中国科学事业,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要艰苦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不论是地质工作还是科学研究,都要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要为国家解决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邢台地震之后,他逾古稀之年,还亲临地震灾区,进行现场考察。直到他卧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地质预测预报研究工作。在他逝世前一周,他不知疲倦地过问我国海域的找油工作。在临终的前一天下午,还对大夫说:”请你坦率地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安排一下工作……”李四光一生为国家为人民,不辞辛劳,竭忠尽智,费尽心力,做出了许多宝贵的重大贡献。他的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我们应当奉为楷模,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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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不久以前,我们刚刚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40年来,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无论在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也包含了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奋斗业绩。今天,我们学习李四光、纪念李四光,就要集成和发扬李四光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精神,献身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更加紧密地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争取人类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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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蒙古族的摔跤(Wrestle)

    蒙古摔跤被视为男子三项竞技之首。早在四千年前的北方游牧民族中就已盛行摔跤。蒙古族的摔跤最早见诸于历史记载是在成吉思汗时代。此时涌现了众多的摔跤好手。据传成吉思汗十分喜爱摔跤,其弟别里古台、大将木华黎、哲别均为著名的摔跤手,当时被誉为”孛阔”(力士)。此时常常将摔跤、射箭技能之高下作为选任将领的主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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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元代更是如此,擅长角抵之士备受元统治者青睐,如《元史·武宗记》载,元武宗曾于大德十一年(1297)六月,”以拱卫直都指挥使马谋沙角抵屡胜,遥授平章政事”。至大三年(1310)夏四月,”赐角抵者阿里银千两,钞四百锭。”元朝于1318年设立”校署”一职,专门管理摔跤运动。那时盛行的摔跤形式与后来蒙古式摔跤有所不同。当时的摔跤摔倒后仍可以相搏,必须使对方双肩着地才算得胜。为了制服对方,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因而富有刺激性和凶险性,故这种摔跤规则,元以后便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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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蒙古式摔跤有了长足的发展,经过改进、流变,成为今日中国式摔跤的源头。清代将摔跤称为”演布库”。女真人在东北建立后金政权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并增强实力,曾大力提倡演练布库,出现了上至皇帝、亲王下至小儿均习布库的局面。不但广大蒙古人喜爱此项运动,甚至汉人、满族人也好演练。清初推崇布库之戏还具有笼络蒙古族王公贵族的政治目的。清帝为了加强与蒙古诸王的联系,在与他们围猎后举行的联欢宴会上,将布库作为主要表演项目,称为塞晏。对此清人张文翰所绘的”塞晏四事图”一画有生动的反映。民间的摔跤活动因其不受场地和器材的限制,更显勃勃生机,在喜庆节日,抑或祭祀活动之后,男女老幼无不习之。 在举行传统的蒙古式摔跤比赛时,选手们身着极富民族特色的摔跤服。上身为皮质的短袖衣”卓铎格”,胸前裸露。短衣上缀数百枚闪亮的银泡或铜泡,后背正中镶以装饰圆形龙、狮纹金属片以显其威武雄壮。腰系用红、黄、绿三色绸制成的战裙。下着用白布缝制的肥大摔跤裤,还套有绣有吉祥图案的套裤。足蹬皮靴,为了防止摔倒和靴子破裂,还要用结实的皮条捆绑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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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上系五彩帛编结的姜嘎(又称吉祥结、护身结),姜嘎上的彩条愈多,表明获胜的次数愈多。蒙古式摔跤参加比赛之人数必须是2的某次乘方,如8、16、32、64、128等等,不能出现奇数。比赛的选手不分地区,不限年龄,不限体重。除互比力气外,招数与技巧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主要动作有踢、拧、闪、捉、拉、扯、推等十三个基本动作。招数有勾子、拌子、坎子、别子等大招数,各个大招数中又有很多小招数,比赛中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摔跤比赛实行单循环淘汰制,以将对方摔倒为赢,一跤决定胜负。 蒙古式摔跤也有很多规则。双方的手允许触及对方臀部以下的部位,但不许抓腿抱腿,也不许跪腿去摔;互不侵犯有姜嘎的部位;用脚的招数时,不许超过臀部,以免伤害对方上身。选手出场时极富民族特色。比赛前分左右排站立,出场时全体赛手在场外人的高声伴歌下,边舞边跳向比赛场中。

    起始,赛手们个个昂首挺胸,步法似骆驼步慢跑,徐徐向前。至中途,两手攥拳,前后左右上下猛抡双手,腿抬高,步要落稳,边舞边前进,成为狮步。接近场中时,两臂伸直如鸟羽,似鸟飞之势,两手上下振动着慢舞,称为鹰步,并向主宾、主持者及观众致意。比赛中获胜一方要伸手将对方扶起,以示胜不骄、败不馁的王者风范。

    大型比赛的获胜者要受到很高的奖赏,并获得九九八十一件奖品,其英名在草原上长期流传。对多次夺魁因年老不能继续争雄于跤场的老将要隆重地授子”达尔罕”的最高终身荣誉称号,承担起教练青少年的责任。 时至今日,蒙古族赛马、射箭、摔跤这三项传统男子竞技项目,仍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发展,它们不仅成为全区和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还成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蒙古族男选手不仅能屡屡夺魁,女选手也常常问鼎夺冠。这三项竞技,是蒙古族崇尚勇武精神的载体,更是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精神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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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蒙古族赛马(Horse race of Mongolian)

    蒙古族自古生活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以车马为家”常年逐水草迁徙。自然环境的严酷,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强壮的休魄、坚强的毅力以及高坦的技艺,才能适应游牧 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因此蒙古民族历来就重视和酷爱体育竟技。据《夷俗记·教战》载,“胡儿五、六岁时,即教之以乘马……稍长则教之以蟠鞍超乘,弯弧鸣铺,又教之以上马则追狐逐兔,下马则控拳擎张,少而习焉,长而精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他们从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提炼出远于增长体力和提高技能的项目,这就是被称为男儿三技的赛马、搏跤和射箭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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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等统治者鉴于政治、军事的需要,极力推崇骑术,赛马之风在军队和上层社会中十分盛行。至元代,马上运动与兵役制结合,形成了当时的一项制度。每当举行“忽里勒台”(大型集会)时,除了和陡法规、任免官员、奖惩以外,还将赛马作为大会的活动内容。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记载蒙古人要马的场面。明代,蒙元王室退居漠北,仍然力倡骑射,赛马仍是最热烈的活动之一。射箭、赛马、撑跤在元明之际形成了完整的男儿三技,以“那达慕”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民间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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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蒙古族的射箭 (Archery of Mongolian)

    y-mori-re在蒙元时期,成吉思汗曾规定:“每个战士必须带有下列武器:弓二张至三张,其中至少有一张好弓,三个装满箭的大箭筒”。当时涌现了众多的射箭能手,成吉思汗的麾下名将木华黎“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强”。

    蒙元时期最著名的神射手为成吉思汗的侄子移相哥(哈萨尔之子,约1192年-1267年)。1224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国,为庆祝胜利,在蒙古国西境的不哈速只忽举行了一次由蒙古全体贵族参加的射箭比赛,移相哥在此次大赛中创下了矢中三百三十五虞(两臂伸展之间的距离为一虞,约五尺左右。三百三十五虞约相当于一公里)的射程,并获得成吉思汗降旨刻碑之殊荣。而哈萨尔的后裔所形成的蒙古部也以“科尔沁”命名。科尔沁一词,汉译为“箭筒士”。

    蒙古族射箭比赛分为静射(又称立射)与骑射两种。弓箭之式样、重量、长度、拉力均无统一规格。传统的弓一般为木质,两端嵌牛角;弓背为半圆形,中间渐内收成圆握柄,绷以牛筋弓弦。箭长约100厘米左右;箭镰形状多样,多为铁质,亦有骨质;箭杆尾饰三排鹰羽。立射是在距离射击处四、五十米远处竖一个木桩裹皮袋为靶,宽三尺,长六尺。参赛者可分为小组,在固定地点轮流立射,以中靶多少决定名次。由于这种比赛灵活方便,几个人聚集一处,即可即兴演练。骑射一般在大的集会或喜庆节日举行,射手骑马持弓箭沿跑道边跑边射。通常跑道为85米长,4米宽,沿跑道设3个靶位,每个靶位相距25米。

    第一靶在高2米的术架上挂一个约一立方尺的彩色布袋,第二靶是一个一立方尺的白色布袋,第三靶为另一种颜色的等边三角形布袋。第一、二靶位在射手左侧,第三靶位在射手右侧。比赛时,射手身着各色蒙古袍,背荷弓箭,跨马立于起跑线。发令后,立即策马疾驰,同时迅速抽弓,瞄靶劲射。当射中靶上某环肘,靶环自动脱落,场面颇为激动人心。一般规定每人射9箭,分3轮射完,以中环多少评定名次,比赛实行淘汰制。在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盟,骑射竞技尤盛。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古老的弓箭已逐渐为钢弓、尼龙弓及金属箭所代替。

    (摘自张彤)

    xz-mori蒙古族的射箭 (Archery of Mongolian)